江南·体育(中国)官方网站 - JN SPORTS江南·体育(中国)官方网站 - JN SPORTS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
栏目:江南体育官网 发布时间:2023-11-15

  JN江南体育在阿道夫·希特勒于1933年成为德国总理之前,估计有120万德国男性被确认为同性恋。这个国家有一个蓬勃发展的LGBTQ+(性少数群体)社区,拥有大量的同性恋酒吧,以及研究中心。其中一个中心叫für sexalwissenschaft研究所,它提供了世界上第一批性别确认手术,并开展了大量的LGBTQ+研究。然后,一切都改变了。

  我们无法确定希特勒政权在第三帝国时期,压制了多少LGBTQ+群体的成员,因为这些记录已经不复存在。该党发起了一场有针对性的运动,想要将LGBTQ+的存在从地图上抹去,并在研究所(für Sexualwissenschaft)焚烧了一本大众书籍,以确保LGBTQ+历史的重要部分永远被人们遗忘。然而,据报道,当局在1933年至1945年间,逮捕了10万名针对LGBTQ+群体的反性行为法的违犯者,其中包括一些希特勒的政党领导人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1)

  1919年,当für性科学研究所(Institut für Sexualwissenschaft)成立时,德国有一个蓬勃发展的LGBTQ+社区,从一战的灰烬中涌现出来。战后,德国废除了许多审查法律,提高了科学发现和研究。尤其是柏林,它在拥抱社会变革方面与其他欧洲城市不同。

  与其他电影明星不同的是,康拉德·维特(Conrad Veidt)是第一个积极刻画LGBTQ+角色的电影明星,他是二战前时代最大牌的电影明星之一。此外,柏林有熙熙攘攘的变装场面,是100多家同性恋酒吧的所在地。

  在邻近的奥地利维也纳,研究人员致力于开发激素替代的最早形式。一位外科医生写道:“性别之间的界限,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明显。”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2)

  在希特勒统治之前,医学研究专注于“治愈”跨性别身份和同性恋。据《时间线》报道,一些实验涉及从异性恋者身上移植生殖器或完全切除生殖器。这类研究的改变是因为一位犹太医生和同性恋活动家,赫施菲尔德(Magnus Hirschfeld),他经常被认为是第一个将性别确认手术,提供给公众的人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3)

  遵循“通过科学实现正义”的格言,赫施菲尔德在研究和行动主义方面,领导了长期的职业生涯。1897年,他成立了科学人道主义委员会,1928年,他又成立了世界性改革联盟。1919年,他在柏林创立了für性科学研究所,而这可能是他最著名的成就之一。

  这家私营的非盈利机构,作为研究场所和开创性的医疗机构,为跨性别者提供性别确认手术。它也是欧洲最大的LGBTQ+研究图书馆之一的所在地。

  赫施菲尔德不仅仅是一个活动家——他还是一名教师,经常在跨性别群体和德国政府之间充当调解人。据报道,赫施菲尔德在该研究所内外,与3万多人讨论了LGBTQ+的问题。他的40多名员工中,有跨性别活动人士,他们主持了各种各样的会议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4)

  在20世纪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,世界上没有多少地方可以做性别确认手术。赫施菲尔德注意到,来他的研究所做手术的大多数人都很富有。为了弥补收入上的不平等,他开始在德国当地报纸上购买广告,为那些在社会经济上处于劣势的跨性别德国人,做性别确认手术。

  后来人们注意到了这一点,并将其传播开来。他们开始访问来自世界各地的für性科学研究所。电影《Lili Elbe》是史上第一位变性人的故事,并由埃迪·雷德梅尼(Eddie Redmayne)主演的丹麦女孩(Lili Elbe)讲述了她的故事,尽管制片人颇有争议地将赫斯菲尔德排除在影片之外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5)

  1933年5月5日,位于für性科学研究所内的图书馆非常多产,而且还在不断增长,研究联盟和医疗记录整齐地归档。然而不到24小时后,该纳粹政权的执法者突袭了该财产,并将2万多本书籍付之一炬,烧毁了该组织的所有医疗记录。

  赫施菲尔德想方设法活了下来。他当时在国外,在法国做讲座。他一直流亡到那里,直到两年后死于心脏病。作为该研究所主要组织者之一的库尔特·希勒(Kurt Hiller)就没那么幸运了。当局逮捕了他,并把他送到集中营,他后来在那里死去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6)

  赫施菲尔德在他的一生中,创作了许多开创性的LGBTQ+作品,包括康拉德·维德(Conrad Veidt)在《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》电影中的角色。1904年,他出版了柏林的《第三性别》(Drittes Geschlecht,柏林的第三性别),这是对20世纪德国性别差异最早的深入研究之一。然而,在1933年,纳粹摧毁了许多赫希菲尔德的其他作品。

  作品《第三性别》的销毁是一个打击,该研究所所有重要的医疗记录也随之而去,包括对性别确认手术的广泛研究,概述了每个步骤的细微差别。所有关于LGTBQ+社区的故事、医疗图表和研究都被彻底清除。

  尽管赫施菲尔德后来对他的书进行了修订,但他的许多研究、文件、笔记和发现,都是无法复原的。历史学家估计,这使LGBTQ+研究倒退了几十年。

  希特勒设立了一个特别的盖世太保部门,来针对那些被认定为LGBTQ+的公民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7)

  早在20世纪初,德国当地警方就开始编制“粉色名单”,列出疑似LGBTQ+的公民。1934年,当局成立了一个盖世太保部门专门对付LGBTQ+群体。

  希特勒的得力助手海因里希·希姆莱(Heinrich Himmler)利用这个机会,建立了打击同性恋和堕胎的帝国中央办公室。这个盖世太保分部,是希特勒提高“雅利安人”出生率总体计划的一部分。

  他们训练最高级别的党卫军军官,来识别这些因素,而这些因素是对德国出生率最重大的威胁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8)

  德国从1871年起就有一项长期存在的法律,概述了同性恋和双性恋男性的犯罪猥亵行为。1935年,希特勒政府将其修订为到175条,扩大了表达的范围。当他们通过时,第三帝国增加了定罪条款。当局突击搜查了LGBTQ+群体的聚会场所,查获了他们的通讯录,并建立了一个线人网络,将他们的名字添加到粉红名单中。

  1933年至1945年间,盖世太保特别工作组,逮捕了大约10万名疑似同性恋者,并最终判处了其中一半。虽然有些人在普通监狱服刑,但大约有5000到15000人被送进了集中营。

  美国大屠杀博物馆(United States Holocaust Museum)称,具有女同性恋身份的人,通常不会像德国和奥地利的男同性恋者那样受到迫害,不过女同性恋俱乐部老板洛蒂·哈姆(Lotte Hahm)是被送进集中营的人之一。

  不过许多欧洲的LGBTQ+群体不引人注意,因为他们没有德国伴侣,可以冒充异性恋者。当局主要集中在寻找第三帝国的同性恋者,而他们会更公开地展示自己的性取向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9)

  那些被判同性恋罪并被送进集中营的人,被迫戴上粉色三角标志,这让他们受到了一些尊严上最严厉的惩罚。据报道,甚至其他囚犯也排斥和折磨他们。

  而营地的当局,也经常LGBTQ+男性作为惩罚。其他时候,他们还会被送去“清算”——一种大规模屠杀的形式。他们也经常是第三帝国臭名昭著的虐待狂医学实验者的首选。纳粹认为同性恋是可以治愈的,他们的治疗方案包括最致命的集中营工作,和强烈的羞辱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10)

  第三帝国利用针对LGBTQ+群体的宣传,作为一种武器来诋毁他们的政治对手并夺取政权。他们常常诬告对手犯有同性恋罪,即使这些人是党员。

  1934年,被认为是LGBTQ+党最高级别的成员的恩斯特·Röhm,反对禁止同性恋法案的第175条,后来在希特勒的命令下,他与其他被指控为同性恋的冲锋队(SA)领导人一起被处死。该党领袖赫尔曼·戈林利用类似的指控,推翻了冯·弗里奇将军,指控这位军队最高指挥官反对希特勒的军事政策。

  1935年,该党发起了一场宣传运动,宣称同性恋在天主教会内部非常猖獗。这是一个明显的举动,以败坏和推翻由祭司把持的权力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11)

  第三帝国修改法律,故意攻击LGBTQ+群体,他们认为他们对德国的未来愿景会造成威胁。不幸的是,二战结束后,这些政策的影响持续了几十年。

  直到1994年,德国才最终废除了该修正案,尽管在此之前,该修正案已经被修改了好几次。

江南体育官网纳粹德国一场运动让“性少数群体”沉默影响持续到2017年(图12)

  LGBTQ+激进分子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恢复权益,但那些根据希特勒第175条被指控的人,最终在2017年获得了赦免。德国正式赦免了5万名被依法受罪的人。然而,许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指控的人,已经不在人世。

  该法案希望为每名被判有罪的人,提供3000欧元(约合3400美元)的赔偿,另外每年在监狱里多花1500欧元(约合1700美元)。

  德国司法部长海科·马斯(Heiko Maas)告诉《独立报》:“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为司法系统的罪行赎罪,但我们希望为受害者。”“被起诉的男同性恋者,不应该再背负着被定罪的耻辱生活。”